对于不少国外学者而言，以电影为代表的影像媒介，是观察中国医学人文的一扇窗口。这一视角既新颖，也富有启发性。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裴开瑞，长期致力于华语电影研究与健康人文领域的跨学科探索。在他看来，影像媒介在呈现社会创伤、推动健康传播等议题上具有独特价值。那么，中国与西方的医学人文发展有何不同？电影又在健康传播与社会情绪调节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我们围绕这些问题与他展开了对话。

　　通过中国老电影学习普通话

　　问：作为华语电影研究专家，能否请您谈谈选择华语电影作为毕生事业的初衷？

　　裴开瑞：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英国北部的利兹大学学习中文。那时学校在普通话听力教学上面临一些困难——在英华人多来自香港，通行粤语而非普通话；我们很难去中国深造，中国大陆也极少有人出国交流，自然也没有孔子学院这类机构。于是，利兹大学的老师就用中国老电影来教标准普通话，这成了我接触新中国电影的起点。

　　在课堂上看这些中国电影，和我过去的观影经验完全不同。这种文化冲击促使我将它定为毕业论文的主题。

　　问：是什么让您把研究兴趣从电影扩展到健康人文领域？这样的跨学科探索有什么意义？

　　裴开瑞：简单说，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罗维前的邀请是一个重要契机。当时“健康人文”和“医学人文”都还是新兴领域，我特别关注影视媒介如何能既解释不同文化对身体与健康的理解差异，又能借此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健康、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影视不仅是讲“故事”或传递“信息”的载体，更超越了简单的“反映”或“再现”，实际上参与着观念建构与医疗实践的动态过程。我认为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电影与中国医学人文》书中艾尔米妮娅·科卢奇与苏珊·麦克多诺撰写的章节。那项研究通过邀请墨尔本不同文化社群成员创作影像日记，探讨如何介入多元文化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研究本来只是为了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传递信息，却意外发现创作影像日记的过程对参与者产生了积极的治疗作用——帮助他们重新获得对疾病的主体感和掌控力。

　　健康传播主体转向用户生成内容

　　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电影在医疗、健康与福祉相关领域的发展？

　　裴开瑞：说来也巧，利兹大学曾用《枯木逢春》作为听力教材，这让我早在学会用普通话问路之前，就已经熟悉了“蜗牛”“血吸虫病”这些词。现在回想，那部电影让我意识到，在计划经济时期，整个电影产业实际上是国家教育工程的一部分，功能覆盖医疗卫生等多个层面。

　　而当代中国电影创作已转向市场经济体系，电影管理机制也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认为并不存在专门针对医疗、健康和福祉的电影类型。

　　那我们该如何评价涉及这些主题的电影呢？应该看它们揭示当代中国热点健康议题的有效程度——比如《我不是药神》对高价进口药可及性的探讨；或者看它们是否像《枯木逢春》那样，能起到传播医学健康知识的作用。这两种评价角度本身就会导向很不一样的结论。

　　问：国际影坛在医学—健康—福祉主题的电影创作与批评方面，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实践经验？

　　裴开瑞：我很难直接回答这个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我并不认为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故事片通常是以促进健康为目标而制作的。更常见的是，各类题材多样、内容难以预测的电影，在无意中提供了大量关于健康与福祉的信息。

　　当然，用科教短片普及健康知识的历史很长，如今短视频平台也充满了健康类短视频。随着这种变化，传播的主体已从国家主导转向用户生成内容。

　　除了不同文化在医疗实践、健康观念和使用这类应用的意愿上存在差异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各国之间差异很大，那就是对社交媒体的监管，即如何防止虚假信息传播。我希望这些平台能被视为出版机构，对平台上允许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

　　中西方医学人文建设皆具重要价值

　　问：您如何理解“电影是治愈的艺术”？

　　裴开瑞：我的理解是，电影可以成为缓解社会创伤的空间。电影作为大众媒介，能将陌生观众聚集在同一物理空间，形成所谓“陌生人的亲密感”，这正是其发挥这一功能的独特载体。我写博士论文时还没有从健康人文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因为那时这个学科尚未形成。但现在或许可以从这个视角重新审视那项研究，将其理解为一种关于创伤与疗愈的探讨。

　　我当时研究的是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涌现的一批故事片，共80多部。这些电影聚焦于社会创伤经历，并试图为这些经历重新赋予意义。这些影片充满情感，这提醒我们，故事片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它们从不只是传递信息，同时也唤起各种情绪体验。

　　问：您如何看待电影在医学健康叙事中的独特价值？相比文学、戏剧等其他艺术形式，电影在呈现医学健康议题时有哪些优势？

　　裴开瑞：电影通过激发群体情感共鸣产生独特效果。如果想让观众体会一个家庭无力承担救命药费的困境，《我不是药神》的影像力量远胜过媒体报道。如果要揭示问题的深层机制，故事片所能提供的时空维度也是短视频无法比拟的。

　　当然，如果需要统计分析，电影就无能为力了——每种媒介形式都有其优劣。

　　从教育角度看，电影具有展示与解说的优势，传达效率远高于阅读操作手册。互联网教学视频的流行就是明证。每当我遇到电脑操作问题——这是常事——搜索教学视频，几秒钟就能解决。这种视听传播模式在解释服药方法等医疗知识时同样高效。但如何监管错误信息的传播，也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问：中国医学人文与世界其他地区在学理上是否存在差异？

　　裴开瑞：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医学人文学院——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中国医学人文学科的起源与西方健康人文学科的起源有本质不同。西方健康人文是在人文学科中发展起来的，汇聚了具有人文背景的学者，主要从事医学思想史等研究；中国医学人文则始于医学院系与临床机构，着力应对医疗体制市场化转型中出现的一系列实际问题。

　　当然，中西方医学人文或健康人文建设都具有重要价值，二者相辅相成。因此我期待未来出现更多跨学科、跨国界的学术合作与项目。

　　问：您认为电影艺术与医学人文的跨学科发展前景如何？

　　裴开瑞：我虽然没有预知未来的水晶球，但坚信两者之间的互动富有成效、潜力巨大。动态影像与屏幕媒介已深深渗透进当代生活。因此，这要求我们既要理解它们如何影响健康，也要探索它们如何促进健康、优化医疗体系的潜力，更要通过分析媒介内容，深刻把握当今社会的普遍观念乃至意识形态。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开展更多的跨学科研究，整合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多领域的学术资源。